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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劍指食品欺詐

    经济利益驱动型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直是食品安全治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惩罚性赔偿在公益诉讼中能根除违法经营者的经济动机,警示警戒更多的经营者守法合规、诚信经营,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12月9日举办的新时代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学术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就发挥消协、检察院在食品领域提起公益诉讼的职能,提高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加强媒体典型案件的曝光,从多点防控食品欺诈的发生风险等话题展开探讨,研讨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遏制食品欺诈方面的重要作用。

  規制食品欺詐是食安治理工作重點難點

  在全球生産消費、經濟發展緊密相連的大背景下,食品的生産與消費成爲民生之本。食品生産經營者基于經濟目的而實施的食品欺詐,往往利用各種手段故意摻假、造假、非法添加,或者故意提供錯誤信息或虛假信息,從而欺騙消費者。《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重點提到,要在2035年實現“經濟利益驅動型食品安全違法犯罪明顯減少”的目標,北京市食品藥品安全法治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孫穎指出,經濟利益驅動型食品安全違法犯罪往往與食品欺詐聯系在一起,嚴重的食品欺詐將會導致該類犯罪,並造成嚴重的社會危害。

  孫穎指出,食品欺詐並非我國獨有的現象,而是世界普遍存在的現象。世界各國對食品欺詐基本形成了一種共識,即經濟利益驅動型的食品摻假和標簽、說明書虛假。美國、歐盟等地關于食品安全的立法衆多,但也並沒有哪部律法直接提到了食品欺詐,而是分別對食品欺詐的某一組成部分進行了規制。

  孫穎表示,我國食品欺詐問題多發且嚴重,僵屍肉、有機食品亂象等事件,都是在生産與消費信息嚴重不對稱的前提下,生産者或者生産環節的參與者們對食品進行摻雜摻假,同時隱瞞真實信息,用以謀取不合法利益。另外,盡管在立法中對食品欺詐的規制囊括了從農場到餐桌的食品生産各個環節,但是在實際執法過程中,對于食品欺詐的監管主要仍將重點放在流通環節,對于生産環節關注不足,存在食品欺詐在生産環節和流通環節規制的不協調問題。

  孫穎表示,《意見》中可以看到,規制食品欺詐,減少經濟利益驅動型食品安全違法犯罪是食品安全治理工作的重點與難點,因此,如何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准確認定食品欺詐的性質類型,准確地適用法律,進而追責,充分貫徹企業主體責任原則,從事後銷售環節監管的角度倒逼食品生産流通環節的升級改善,成爲食品欺詐規制的一個重要問題。她指出,應堅持多點立法、多點治理,注重發揮不同法律的規範價值與作用,在協同共治方面,政府部門可以與大專院校、科研機構進行深度合作,發揮其科研能力與技術力量,利用專業的食品檢測分析手段和數據處理技術,分析食品欺詐事件的成因與重點領域,從源頭減少食品欺詐的發生。

  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提高違法成本

  《意見》明確要實行最嚴厲的處罰。嚴厲打擊違法犯罪,積極完善食品安全民事和行政公益訴訟,做好與民事和行政訴訟的銜接與配合,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

  違法成本過低是當前我國食品安全違法行爲發生的重要原因,違法行爲人通過違法行爲獲得的利益與其付出的違法成本不成正比,“一本多利”成爲違法行爲人不斷出現的內在利益動力,提高違法行爲人的違法成本,能夠有效遏制食品安全違法行爲的發生。

  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會長河山指出,懲罰性賠償在我國仍處于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1993年,我國首次提出懲罰性賠償理論,直到2009年,食品安全法才明確提出,消費者可以向生産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但由于懲罰性賠償的起訴人被限定爲消費者,因此,讓不法分子有縫可鑽。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檢察官助理郝利凡指出,民事訴訟法有“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規則,但食品消費存在小額、分散、多數、隱蔽、潛伏等特點,讓消費者難以提交舉證憑證。消費者往往因此放棄維權,給違法犯罪分子和不法商家以可乘之機。

  作爲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最早的領域之一,近年來,多地檢察機關成功“激活”了食藥領域民事公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條款,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保護“舌尖上的安全”方面發揮了積極效能。近幾年的多起案件中,檢察機關提起刑事公訴,代表國家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的刑事犯罪,同時作爲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維護了衆多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郝利凡表示,在食品安全訴訟案中,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請求權比消費者個人提起懲罰性賠償更加合理且有效,能夠更好地制裁非法經營者,彌補社會公益所遭受的損害。

  但郝利凡指出,食品安全領域公益訴訟屬于新類型的民事訴訟,在我國正處于起步探索階段,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並不完善。司法實踐中對于危害食品安全領域的民事公益訴訟是否應支持檢察機關或相關組織提起懲罰性賠償訴訟,理論界與實務界仍存在爭議。

  針對理論界有觀點認爲檢察機關提出懲罰性賠償與消費者個人的訴求重合且産生沖突,郝利凡認爲二者並不重合。消費者提起私益訴訟是對自身遭受損害的恢複和補償,懲罰性賠償金歸消費者個人所有。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是對食品安全消費領域公共利益造成損害的彌補,純粹是爲了公共利益,懲罰性賠償也是用于彌補、恢複受損害的公共利益。懲罰性賠償並非是針對個體的利益補償,而是一種有效的威懾機制,懲罰性賠償在公益訴訟中能夠體現雙重預防功能,一方面罰當其害,要求非法經營者賠償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的損害,剝奪其非法經營行爲所獲得的非法利益,根除違法經營者的經濟動機,防止再犯;另一方面發揮公益訴訟在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中的防線作用,警示警戒更多的經營者守法合規、誠信經營,守住食品安全底線。

  中國人民大學食品安全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孫娟娟針對《意見》中提到的改革許可認證制度表示,堅持“放管服”相結合,要精准把握“放管服”內涵,做到法制監管、勤勉監管、透明監管、信用監管、精准監管、靶向監管,消除監管盲區、鑄造監管合力、提升監管公信,做到對食安問題零容忍。